中國古代的“雷人”政策
國有國策，大凡國策的制定，都必將影響國計民生。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。在我國古代歷史上，有很多奇特的“特殊政策”，如今看來，相當雷人。
西漢商人不許穿絲乘車，東漢官員貪污得父子連坐
漢朝初年，天下亂後方定，爲了儘快恢復經濟,寬紓民力,平抑物價,漢高祖劉邦實行重農抑商政策。《資治通鑑》卷十六記載，漢高祖“乃令賈人不得衣絲、乘車，重租稅以困辱之”。呂后當政時更是強調“市井之子孫不得爲官仕吏”。
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過得很憋屈，不僅“有錢沒地方花”，而且子孫後代都無緣於官場。全社會都看不起商人，實在讓商人很沒面子。於是，當時有骨氣有志向的人，都不會去做生意，使得商業發展非常艱難，物資匱乏，連軍隊都缺少戰馬。
《資治通鑑》卷五十還記載，東漢時期，政府規定，官員如犯了貪污罪，就會連累兒子一起坐牢。“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，遂增禁錮二世”。這種連坐政策雖然也打擊了當時的官場腐敗，但也使無辜者受到牽連，很不通情理。
於是，到了漢安帝建光元年(121年)，“居延都尉範復犯臧罪，朝廷欲依光比”。這時，新上任的太尉劉愷認爲：“春秋之義，善善及子孫，惡惡止其身，所以進人於善也。”呼籲政策“人性化”一些，這贏得了其他官員的贊同，一起說服朝廷廢除了貪污官員父子連坐的“非人性化”慣例。
北魏規定富人幫窮人，能官可兼多地職務多給薪俸
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三十三記載，公元473年，“癸丑，魏詔守令勸課農事，同部之內，貧富相通，家有兼牛，通借無者;若不從詔，一門終身不仕”。
北魏政府發佈命令，號召老百姓重視農業，一個地區的富人同窮人要互相幫助，富人不能嫌棄窮人，富人有多餘的耕牛，必須借給沒有耕牛的窮人。假如富人不肯借耕牛給窮人耕田的話，窮人告到地方政府，那麼，就要處罰富人，處罰的方式是：富人的家人子弟，終身不許走仕途當公務員。
有了這樣的政策，哪個富戶還敢不幫助窮人?這種樸素的古代“富人幫窮人”，在政策層面上動真格的，相當雷人。
當時，北魏政府還有一個非常鼓舞官吏的政策：“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，兼治二縣，即食其祿;能靜二縣者，兼治三縣，三年遷爲郡守。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，三年遷爲刺史。”
只要地方官員有真本事真能力，把自己的屬地管理得好了，轄地便可以越來越廣、官越做越大、俸祿越來越多。這在古代官本位的體制中，確屬一種根本性的保障措施，激勵性很大，對促進北魏吏治管理水平起到了積極效果。
孝文帝還規定高官娶妻必須看門第，以門品定官位
當時戰亂紛爭，勵精圖治的北魏孝文帝出臺了很多“創新”政策，上面兩道詔書堪稱善政良策。但是，急於改革、傾心漢化的魏孝文帝拓跋宏也使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招式，譬如，“門第婚姻”即爲一例。
在當時，皇族元氏(即拓跋氏)等級最高，此外，鮮卑八個大姓與北方漢人世族崔、盧、李、鄭四姓門第相當，政府公開鼓勵鮮卑人和漢人的貴族按門第互通婚姻。在這個“門第婚姻”上，拓跋宏身體力行，率先垂範。
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四十記載，公元496年，“魏主雅重門族，以范陽盧敏、清河崔宗伯、滎陽鄭羲、太原王瓊四姓，衣冠所推，鹹納其女以充後宮”。
只要是他賞識的貴族名門世家，拓跋宏就要納其女爲後宮，以此提高皇族的高貴血統。最荒唐的是，他嫌六個皇弟以前娶的原配妻子，身世都不高貴，拿不出手，直接給六個皇弟下令“前者所納，可爲妾媵”，並重新給他們一一指定了婚配對象，個個都是出自名門望族的女子。
這在當時引起了轟動，很多人認爲“詔諸王改納室，則大悖於人倫”。“此詔一出，天下何觀!”然而，魏孝文帝照樣實施“門第婚姻”，上行下效，在北魏形成了注重門第、以門品定官位的陋習，逐漸導致了北魏後期吏治的混亂腐敗。
北周禁止女人施粉黛，朱元璋只讓農民穿細紗絹布
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七十三記載，北周的天元皇帝“驕侈彌甚，務自尊大，無所顧憚，國之儀典，率情變更”。他常常對大臣們說，自己就是“天”，並“自帶綬，冠通天冠，加金附蟬”。
爲了突出自己，他下了道“三不許”指令：大臣們不許用綬帶，不許在帽子上插金蟬，不許官員的姓名中有“天”、“高”、上”、“大”的字眼。假如官員的名字中有了這些字眼的話，“官名有犯，皆改之”，譬如改姓“高”的人爲姓“姜”，等等。
政府還頒佈聖旨：“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，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”，“自非宮人，皆黃眉墨妝”。除非是皇宮裏的女人，民間的女性一律不許打扮得忒漂亮。車輪必須用渾木做，女性不許施粉黛。
真不知道，這些國策，讓公務人員怎麼去監督實施?然而，歷史上確確實實地存在過。
孟森的《明史講義》中記載，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實行重本抑末的政策，洪武十四年(1381年)下令：農民之家，允許穿細紗絹布，做生意的家庭，只許穿布衣裳;農民之家，只要有一個人做生意的，也不許穿細紗。
細紗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穿的，只有純粹的務農之家才能穿，商人再有錢，也只能穿布衣裳。在那時，農民連填飽肚子都成問題的話，還有什麼能力買細紗絹布呢?農民皇帝出臺的這個政策，真夠雷人的!
其實，在封建的古代歷史上，“另類”的政策，雖然層出不窮，但是，幾乎都是曇花一現，神馬都成浮雲，只有得到百姓認同擁護、推動社會進步的政令，纔是治國的長久良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