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最難學的不是英語，而是中文，因爲它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，在發展上面是多彩多樣的，底蘊也是比較深厚。在中國的先秦時期，文化得到了一個大發展，也就是現在說的諸子百家爭鳴的情況。下面看看儒家思想人性觀是什麼。
儒家社會從人與社會及其他共同體之間的依賴關係出發，揭示了人與生俱來的親社會性，從而強調“仁”這一作爲人性善的本能。正如孟子所說，“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”（《孟子。告子上》）。也即，人性天然具有“四端”：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由此擴而充之就會衍生出人之“四善”：仁、義、禮、智；如孟子所云：“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使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”（《孟子。公孫醜上》）。正因如此，在儒家社會看來，人的基本面是善的，通過充實和發揮這些善的端倪就可以樹立起高尚的德行，所謂“德，得也”（《釋言、釋言語》）；而且，這種所“得”之物就是人之本性，所謂“率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”（《淮南子。齊俗訓》），因而人性中惡的一面便顯得不大重要。
同時，即使面對那些無法體驗的超自然力量，儒家也強調要抱着真誠的態度，而不是陽奉陰違，這就是“信”。譬如，儘管孔子主張對超自然之事“存而不論”，但一旦祭祀時就必須虔誠否則就不要祭祀，正如他說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，而“吾不與祭，如不祭”（《論語。八佾》）。在某種程度上，“誠心正意”成爲儒家品格的根本，朱熹自稱“平生所學，唯此四字”（《宋史。朱熹列傳》）。事實上，由於《中庸》中充斥了對誠的教誨，朱熹把《中庸》中《禮記》中提取出來作爲《四書》的構成部分；例如，“誠則形，形則着，着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爲能化”，“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育天地參矣”（《中庸。二十三章、二十二章》）。
顯然，正因爲儒家強調人性是善的，一切都要本於真性，而不是爲了獲取利益，如孟子所說，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（《孟子。裏婁下》）。因此，儒家就少了功利主義思想，並與西方社會推崇的機會主義行爲構成了明顯的對比。方東美就指出，“西方這種有問題的哲學，足以戕害人性尊嚴，割裂人性完整，而這在中國人文主義的光照之下，尤其看得清楚”。[2]究其原因，基於自然主義思維和社會主義思維的差異，西方社會的理論與現實之間往往是相脫節的，源於自然主義的先驗性道德律令也不例外。例如，唐君毅就指出，“大率西方之爲道德學、倫理學或人生哲學之論者，多未能面對道德實踐之境，依其性相之如何，作如實說。恆意在關聯於宇宙、人生、社會、文化，以說道德在其中之地位，併爲若干道德理想，建立理由，舉陳道德德目與道德原則，以供人遵行；而不知道德實踐乃自爲一獨立之人生境界”，相反，“世間之思想能知道德生活境界，爲一至高而可自足無待於外之境界，蓋唯中國儒學之學，足以當之。……儒家之言道德生活之義，尚有其上達天德、天命、天理、天心一面，唯儒學之高明義之所存”。
當然，儘管原儒強調人性本善，注重人類社會中的利他行爲，但並不認爲現實中人都是性善的，行爲都是利他的；相反，性善觀僅僅基於人性所潛在的“四端”而言的，主要是指人性具有有朝善性發展的潛能，但是，這“四端”在現實中的發育和充盈程度則要取決於後天的社會環境。一般地，在不好的環境中，本性純真的自然也會受到誘惑而變壞，從而蛻變成爲惡，這是人之善性的誤用，也是要努力避免的。例如，孟子就指出，“人性之善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豈水之性哉。其勢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”（《孟子。告子上》）。不過，儒家社會與西方社會有關人性“惡”的產生緣由、發展路徑以及未來導向還是存在很大不同：儒家社會特別重視社會環境的淨化和塑造，並由此建立了一套促進個體社會性提高的學說體系。
總結：看完小編的介紹，大家對儒家的人性觀有了解吧。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心，一切的舉動都是圍繞着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