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當代西方心理學發展的初期，特別是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初期，便早已與《易經》結下了不解之緣。當衛禮賢（理查德·維爾海姆）在勞乃宣的幫助下，把《周易》翻譯成德文的時候，已經通過他們的翻譯，傳遞了其中古老的中國文化心理學的信息。這正如衛禮賢的兒子海爾特·維爾海姆在該譯本的英文版第三版（1967）序言中所說，“易經中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獨特的人類心理現象。在這第三版的英譯《易經》中，同樣帶有榮格爲其德文本所撰寫的“前言”，更是增加了《易經》對心理學的意義和影響。
榮格曾經這樣說：“《易經》中包含着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；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，歷久而彌新，仍然對理解它的人，展現着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啓迪這是榮格對《易經》的理解，以及其對於《易經》之情感的表達。榮格說，“任何一個象我這樣，生而有幸能夠與維爾海姆，與《易經》的預見性力量，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，都不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，在這裏我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‘阿基米德點’，而這一‘阿基米德點’，足以動搖我們西方對於心理態度的基礎。”這個“阿基米德點”，是榮格對於《易經》的接受和理解，而這個“阿基米德點”，也正是榮格心理學發展的關鍵。
通過《易經》的幫助和啓發，榮格提出了他的“共時性原則”（synchronicity），並將這種“共時性原則”，作爲其分析心理學發展的一種內在基石。榮格說，我自己在對無意識心理學的研究中，發現西方的因果性原則在解釋一些無心理活動和過程時，是不充分的；這也促使我尋求另外一種解釋的原則。在英國學者保羅·戴維斯的名作《上帝與新物理學》一書的第六章：“精神與靈魂”中，作者將榮格的一段話作爲該章的“導引”：“我就是相信，人類自我或曰人類靈魂的某一部分，不受制於時間和空間的法則——卡爾·榮格”。（保羅·戴維斯．上帝與新物理學．長沙：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94．76）榮格深信，心理現象，必將遵循着一種有別於物理法則的法則：“共時性”原則是榮格爲之而奮鬥的一種理想。榮格曾經說過，“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，在《易經》中表現的最爲充分，是中國思維方式的最集中的體現。而對於我們西方人來說，這種思維方式，從赫拉克利特之後, 便在哲學史上消失，只是在萊布尼茲那裏出現過一些低微的回聲”。
在這種意義上，榮格說，《易經》正好適合於分析心理學發展的需要。 從榮格以來，幾乎所有的分析心理學家，都對《易經》情有獨鍾。《易經》與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學，建立了深厚的關係；衆多的分析心理學家，都從《易經》中獲得了深刻的啓發；並且將這種深刻的啓發，發揮爲其心理分析的實踐。對此，我們可以用“愛諾思與易經”爲例子，來進一步說明《易經》對西方心理學所產生的影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