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追求的有四樣東西，那就是筆、墨、紙、硯。墨在作畫時，是至關重要的材料，它品質的好壞，能影響畫作的好壞，特別是在水墨畫中。那大家知道徽墨嗎？一起了解下吧。
問：什麼是徽墨？
答：徽墨是中國漢族制墨技藝中的珍品，也是聞名中外的“文房四寶”之一，因產於古徽州府而得名。
徽墨發展歷史
1、唐代
徽州制墨的肇始時間當不遲於唐，這可從祁門縣1978年從唐墓中出土的“文府”墨得到佐證。該墨在地下經歷千餘年而不敗，足見其質地之佳。因墨面有“文府”二字，故人稱“文府”墨。殘墨長8.3釐米、寬2.7釐米、厚1釐米，今珍藏於安徽省黃山市博物館。
徽墨，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當不遲於唐末。唐朝末年，奚超至歙州，見歙地多黃山鬆、且質優，新安江流域的水質又好，故留此重操舊業。其子廷珪，更是有心，見當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頗具特色，便虛心求教、潛心揣摩。他們改進了搗煙、和膠的方法，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規程，所造之墨在品質上超過了易州墨，被人譽爲“拈來輕、嗅來馨、磨來清”，“豐肌膩理、光澤如漆”的佳墨，受到南唐後主李煜的賞識，召奚廷珪爲墨務官，賜給“國姓”，因此，奚廷珪又稱李廷珪。於是，奚氏全家一變而爲李氏，成爲千古美談。從此李墨名滿天下，其墨被譽爲“天下第一品”，有“黃金易得，李墨難求”之說。因之，李廷珪成爲古今墨家的宗師。
李廷珪所制的墨，“其堅如玉，其紋如犀”。據記載，北宋書法家、文字學家徐鉉，幼時曾得一錠李墨，與其弟徐鍇共同研磨習字，“日寫五千”，也整整用了十年。更令人讚美的是，磨過的墨，其邊有刃，兄弟倆還常用它來裁紙。可見，李墨除了配料精良，在製作時是尤重捶打砸實，故其墨耐磨耐用，能裁紙。又據《遁齋閒覽》記載：“（大中）祥符中（1008-1016），治昭應宮，用廷珪墨爲染飾，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。逾年臨池飲，又墜一金器，乃令善水者取之，並得墨，光色不變，表裏如新。”可見，李墨之質地確實有異於常墨。
南唐時名家還有朱逢，他是歙縣人。李墨雖被南唐後主李煜所賞識，但同屬南唐的寵臣、名宦韓熙載卻垂愛於朱逢。他把朱逢請到書館旁燒煙制墨，名其作坊爲“化鬆堂”，名其墨爲“雲中子”、“麝香月”。可見朱墨也不亞於李墨。
李廷珪之弟廷寬，廷寬之子承晏，承晏之子文用及孫惟慶，也業墨，都是名墨工；惟慶還繼續任過墨務官。自李廷珪被李煜封官賜姓後，徽州的墨工更重製墨技藝，因而歷代都產生過一批批着名的墨工。
2、宋代
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，國家得到了統一。經過一段時期的休養生息，經濟文化又重新繁榮起來。
宋代統治者重視文治，全國各地書院林立，科舉考試製度進一步得到完善，印刷術突飛猛進，出現了一個文化高潮。尤其是宋室南渡後，徽州的制墨業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：達官顯貴、名門望族聚集江南，首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；文人墨客的南下，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發展；每年臨安的科舉考試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場。這時的徽州地區，制墨業已步入“家傳戶習”的繁榮普及階段，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進貢“大龍鳳墨千斤”，而要滿足文人墨客、莘莘學子的用墨則要逾萬。到了宣和三年（1121）改歙州爲徽州時，“徽墨”之名便正式誕生並迅速風靡南宋都城臨安，“徽墨”遂成了墨的代名詞，代代相傳，延續至今。
宋代徽州的制墨業“流派紛呈，名工輩出”。黟縣的張遇、歙州的潘谷、新安的吳滋等等，都是十到十一世紀徽州制墨業的着名人物。
張遇，黟縣人，他是油煙墨的創始者，以制“供御墨”而聞名於世。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、金箔而稱爲“龍香劑”，其配方一直相傳至今，成爲墨中極品。“張墨”爲歷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寶。其子張谷、孫張處厚都是一代名墨工。
沈桂以松脂、漆滓燒得極黑的煙，名爲漆煙，人稱其墨“十年如石，一點如漆”。他是漆煙墨的創始者。
吳磁所造之墨的妙處在於“滓不留硯”，曾得宋孝宗犒賞緡錢兩萬的獎勵。
風靡一時的制墨高手潘谷，被世人譽爲“墨仙”。他制的“鬆丸”、“狻猊”等墨品，具有“香徹肌骨，磨研至盡而香不衰”的優點，被稱爲“墨中神品”。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，蘇東坡深懷激情地寫下了“一朝入海尋李白，空看人間畫墨仙”的悼亡詩。此詩一直相傳至今。
宋代制墨業的繁榮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：
第一、油煙墨的創立，開闢了中國製墨業的新領域。千百年來，制墨主要以松煙爲原料，由於長年累月取鬆燒煙，致使松樹被砍伐殆盡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他的科學巨着《夢溪筆談》中曾說：“今齊、魯間松林盡矣，漸至太行、京西、江南，松山大半皆童矣。”面對松樹大量砍伐，墨源嚴重枯竭，尋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，於是一種新的制墨原料——桐油煙便應運而生。
第二，制墨從業人員衆多，名家輩出。宋代制墨名家見諸史冊的多達百餘人，張遇、潘谷、吳滋、戴彥衡、葉茂實等是其代表。他們在選料、配方、燒製、用膠、搗杵等工藝方面，都有獨到之處，爲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制墨遺產。
第三，達官貴人及文人墨客與制墨工匠切搓技藝，促進了制墨技藝的發展。宋徽宗雖在政治上昏庸無能，但在書法繪畫方面頗有天賦，他創造的“瘦金體”書法，名傳千古。他喜歡墨又懂制墨，還親自實踐，推動了制墨業的發展。北宋大文豪蘇軾也是一位制墨愛好者，此外秦少游、陸游、黃庭堅等文人都有過參與制墨的經歷。文人的參與，極大地促進了制墨技術的發展。
第四，人們不但用墨、也開始了藏墨，並出現了藏墨制墨的着作。又因墨中添加藥物，人們在實用中發現了墨的藥用功能，“徽墨家族”便有了藥墨一員，藥墨遂成爲居家常備的非處方藥品之一。
3、元代
元朝，“南人”備受歧視，因此，在科舉與文化方面受到限制；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淪爲奴隸，個人根本沒有出人頭地與揚名的可能，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，制墨業也遠不如宋代，徽墨業處於一個低谷。元代墨工中，比較着名的有朱萬初、陶得和、潘雲谷等人。明代是徽墨業恢復和發展的黃金時代。
4、明代
明代以南京爲陪都，徽州屬“京畿”，經濟、文化教育得以發展，尤其是科舉考試走向鼎盛後，使徽墨業的生產不僅得以恢復，而且得到迅速的發展。據明末麻三衡的《墨志》記載，明代徽州墨工就有一百二十多位名家，遠銷日本、東南亞。
徽墨發展到明代，其配方、其製作工藝，大多已定製、已公開。松煙、油煙並舉；“桐油煙”、“漆煙”被廣泛採用；徽墨普遍加入麝香、冰片、金箔等十幾種貴重原料，使墨的質地達到一個新的水平。墨家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精工製作和墨面的創意、設計以及產品的包裝、裝璜創新上。各種質地、規格的墨品不斷涌現，諸多歷史畫題、名家典故不斷化爲墨面的雕刻內容。徽墨已從單純的文房用品、書寫材料，進入了“實用兼欣賞”的工藝美術品行列。
各制墨名家爲了爭奪市場，挖空心思，頻出新招，所制墨千姿百態、異彩紛呈。嘉靖年間的方正、邵格之、羅小華以及萬曆年間的程君房、方於魯、汪春元、葉立卿等，都是在激烈競爭中相繼興起、各樹一幟的代表人物。這時期徽墨不僅質量精良，而且墨的圖式、墨印的雕刻，也各盡其美，達到歷史的新高。如程君房制的“玄元靈氣”墨，董其昌讚賞說，“百年之後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；千年之後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。”與程君房同時馳名墨壇的當推方於魯。方氏精製了一種“九玄三極墨”，被譽爲“前無古人”的佳品，聲譽已經“傳九州，達兩都，列東壁，陳尚方”。在此期間，富有裝飾性的成套叢墨——集錦墨也開始出現。裝墨的墨盒也非常精緻，有從東南亞進口的楠木、紅木等珍貴材料製作的木匣，還有螺甸鑲嵌的漆匣。各種制墨的專着也紛紛涌現。
競爭促使了徽墨的發展，尤其是印版的雕刻、墨品的裝璜，或爲名家繪圖、或爲高手刻版、或爲巧手製盒，把制墨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峯、輝煌的時代，使徽墨超越了文房用品的範圍。明代很多着名的畫家參與了墨式的繪圖，着名的刻工參與了墨印的雕刻，其中畫家有丁雲鵬、吳廷羽、俞仲康等人；雕刻家有黃鏻、黃應泰、黃應道、黃德時、黃德懋等人。這樣，到了正（德）嘉（靖）年間，徽墨便形成了歙、休、婺三大派。
歙（縣）派，因地處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縣，歷朝貢墨、達官顯貴用墨幾乎爲其包攬，產品端莊儒雅，煙細膠清，重香料、重包裝。其代表人物爲羅小華、程君房、方於魯、方瑞生等。
休（寧）派的產品則雅俗共賞，墨品華麗精緻，多套墨、叢墨（集錦墨），墨面重彩飾，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。其代表人物爲汪中山、邵格之、葉玄卿、吳去塵等。
婺（源）派則屬於普及型墨。婺源人，尤其是詹姓墨工，利用當地盛產松煙的優勢，所制墨品大衆化，價格低廉，深受百姓與學子的歡迎。因婺墨不見重於文人墨客，故絕少記載。其代表人物主要爲詹姓墨工，其中有詹華山、詹文生等。
“三大派”，各以自己的優勢，分攤了墨業市場的份額，各得其所，共同發展並壟斷了全國的墨業市場。
在明代的徽墨大家中當數歙縣的程大約（約博），世稱“墨妖”。他既講究墨的配方，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設計、裝璜（匣子），並有《程氏墨苑》行世。其弟程君芳（原名士芳）也制墨，是萬曆間的高手。他們制的墨，其墨印大多出自徽派着名刻工黃璘、黃應泰之手，因而備受文人墨客的喜愛。《程氏墨苑》也出自二黃之手，該書被鄭振鐸譽爲“此國寶也，人間恐無第二本”（見《卻中得書記》）。方於魯是大約的徒弟，歙縣巖寺人，曾與程君芳展開激烈的競爭，並刊有《方氏墨譜》與程氏抗衡，由是也促成了《程氏墨苑》的問世。方氏還以自己的詩作，參與了這場競爭。商場如戰場，顯示了明代徽墨業競爭之激烈。
5、清代
徽墨發展到清代，先後出現了“四大家”，即曹素功、汪近聖、汪節庵、胡開文，他們都是徽墨業中的一代翹楚。
曹素功，歙縣巖寺人，名聖臣，字昌言，號素功，清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秀才，十七年（1660）貢生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開始頂承吳叔大的鋪子，並將吳的“玄粟齋”改爲“藝粟齋”。相傳康熙帝南巡時，他獻的佳墨頗得賞識，康熙帝特賜“紫玉光”，一時名聲大振，紫玉光成了曹墨的第一品牌。他着有《曹氏墨林》。其後裔（長子永錫，孫西侯、雨侯，曾孫階立、鶴亭，六世孫獻淮、堯千、德酬、引泉，七世孫毓東、佑樁，八世孫雲崕，九世孫端友……）皆制墨，歷經十三代未曾中斷。乾隆年間曹素功墨肆遷蘇州，咸豐10年再遷上海，新中國成立後，其墨肆與胡開文合併爲上海墨廠。
汪近聖緊跟其後，以制集錦墨着稱；“其雕鏤之工，裝式之巧，無不備美”，更以他的次子汪惟高應詔入清廷內務府教習制墨而名聲大振（詳下節）。
汪節庵，歙縣信行人，名宣禮，字蓉塢。墨肆名“函璞齋”，設在巖寺。清乾隆中期嶄露頭角，爲乾隆、嘉慶年間徽州制墨業的名家。汪節庵墨品常被一些高官大吏選作貢品，有“江南大吏，多獻方物。入選之墨，必用汪氏”之說。清代學者阮元評說：“在今名第一者，爲節庵汪氏”。其名墨有“蘭陵氏書畫墨”、“新安大好山水”、“青麟髓”等。
“胡開文”是清代四大家中的最後一家，也是徽墨業中集大成的一家，同時又是把徽墨推向世界的第一家（詳後二、三節）。
清代制墨業有四大特點：
一是把始創於明朝的仿古墨生產發揚光大並推向一個新高。清代的集錦墨，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，創歷代之最；
二是文人自制收藏墨成爲雅事和時尚，自制墨的人數、墨種之多，也創歷史之最；
三是發明了不用研磨的墨汁，堪稱中國製墨史上的一次革新；
四是精品墨走向世界並獲得好評。1915年胡開文後裔制“地球墨”“南極生輝墨”，獲得巴拿馬世界博覽會金獎，爲中國徽墨爭得了榮譽。
清代制墨業在咸豐年間、鴉片戰爭之後，逐漸走下坡路，這是由於國內戰爭、民生凋敝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奪出口，嚴重阻礙了制墨業的發展。
6、民國
民國年間，徽墨則在社會動盪和外來書寫工具（鉛筆、自來水筆、圓珠筆）的衝擊下，已處於“風前殘燭，瓦上晨霜”的衰微階段。
7、新中國
新中國成立後，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支持各地墨廠、墨店的恢復和發展。一九五六年，分別在屯溪、歙縣成立了徽州墨廠和歙縣徽墨廠；績溪縣則成立了墨業生產合作社；涇縣的文化用品廠稍後也恢復生產徽墨，久負盛名的徽墨獲得了新生。廣大制墨工人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同時，不斷革新，工藝精益求精，品種日新月異。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，尤其是進入80年代，績溪的制墨業有一快速發展，誕生了以又玄齋爲代表的高水平制墨工藝名家。他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、發展，恢復了茶墨、青墨、硃砂墨、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產，並增添、開發了新的品種。又將墨錠製成各種形態並施以五彩，嵌在錦匣當中，供人們鑑賞珍藏，成爲中國又一高雅的工藝美術品。
總結：新技術的發達，筆墨紙硯慢慢的走出了人們的視線中，有人擔心會不會失傳了，這個完全是不用擔心的，因爲山水畫是我們中國的國畫，國畫自然是不會失傳的，竟然國畫不會失傳，那要用到的筆、墨、紙、硯會失傳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