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是否是優秀的，其實看的是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的文化。中國是這個世界上爲數不多的文化古國之一，我國有着淵源流長的文化背景。自古以來中國都是一個禮儀之邦，一個友好之邦。在鎏金歲月的行進下，中國留下許許多多難得的文化遺產，每一篇古文都顯得尤爲珍貴。下面，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儒家經典之《論語》。
《論語》
《論語》是儒家學派的經典着作之一，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。共二十篇，成書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。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爲主，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、論理思想、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。與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詩經》《尚書》《禮記》《易經》《春秋》並稱“四書五經”。爲後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。全書共20篇、492章，首創“語錄體”。南宋時，朱熹將它與《孟子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合爲“四書”。《論語》與《易經》、《老子》，共爲中華民族的幾部源頭性經籍，它們不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載體，而且是古代聖哲修身明德、體道悟道、天人合一後的智慧結晶。
《論語》-命名來由
《論語》[1]一載着孔子的言語行事，也記載着孔子的着名學生的言語行事。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“《論語》者，孔子應答弟子，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《論語》。”
《文選·辨命論注》引《傅子》也說：“昔仲尼既沒，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，謂之《論語》。”
從這兩段話裏，得到兩點概念：（1）“論語”的“論”是“論纂”的意思，“論語”的“語”是“語言”的意思。“論語”就是把“接聞於夫子之語”“論纂”起來的意思。（2）“論語”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，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。
關於“論語”命名的意義，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，譬如劉熙在《釋名·釋典·藝》中說：“《論語》，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。論，倫也，有倫理也。語，敘也，敘己所欲說也。”那麼，“論語”的意義便是“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”。說到這裏，誰都不免會問一句：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，別人說的話都不是“有條理的敘述”嗎？如果不是這樣，那麼“論語”這樣的命名有什麼意義呢？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。（《釋名》的訓詁名物，以音訓爲主，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。）還有把“論”解釋爲“討論”的，說“論語”是“討論文義”的書，何異孫的《十一經問對》便是如是主張，更是後出的主觀看法了。
關於《論語》命名的來由，也有不同的說法。王充在《論衡·正說篇》便說：“初，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，官至荊州刺史，始曰《論語》。”似乎是《論語》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、扶卿給它的。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、班固的說法不同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。
《禮記·坊記》中有這樣一段話：“子云：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。《論語》曰：‘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’”《坊記》的着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，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，是可以斷言的。因之，《論衡》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。
由此可以得出結論：“論語”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，意義是語言的論纂。
《論語》-編着年代
《論語》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。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；就是前後兩章間，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。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。《論語》一書，篇幅不多，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，如“巧言令色鮮矣仁”一章，先見於《學而篇第一》，又重出於《陽貨篇第十七》；“博學於文”一章，先見於《雍也篇第六》，又重出於《顏淵篇第十二》。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，如“君子不重”章，《學而篇第一》多出十一字，《子罕篇第九》只載“主忠信”以下的十四個字；“父在觀其志”章，《學而篇第一》多出十字，《里仁篇第四》只載“三年”以下的十二字。還有一個意思，卻有各種記載的，如《里仁篇第四》說：“不患莫己知，求可爲也。”《憲問篇第十四》又說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《衛靈公篇第十五》又說：“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如果加上《學而篇第一》的“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”，便是重複四次。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：孔子的言論，當時弟子各有記載，後來才彙集成書。所以《論語》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着作。
那麼，《論語》的作者是一些什麼人呢？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。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。一章在《子罕篇第九》：
“牢曰：‘子云：吾不試，故藝。’”
“牢”是人名，相傳他姓琴，字子開，又字子張（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僞《孔子家語》，因此王引之的《經義述聞》和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都對它懷疑，認爲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）。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，但這裏不稱姓氏只稱名，這種記述方式和《論語》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。因此，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，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，編輯《論語》的人，“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”（日本學者安井息軒《論語集說》中語）。另一章就是《憲問篇第十四》的第一章：
“憲問恥。子曰：‘邦有道，谷；邦無道，谷，恥也。’”
“憲”是原憲，字子思，也就是《雍也篇第六》的“原思之爲宰”的原思。這裏也去姓稱名，不稱字，顯然和《論語》的一般體例不合，因此也可以推論，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。
《論語》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，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。這裏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。象《泰伯篇第八》的第一章：
“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‘啓予足！啓予手！《詩》雲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覆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’”
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。又如《子張篇第十九》：
“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‘子夏云何？’對曰：‘子夏曰：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子張曰：‘異乎吾所聞：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歟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歟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’”
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。又如《先進篇第十一》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：
“子曰：‘孝哉閔子騫，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’”
“閔子侍側，誾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”
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，獨獨這裏對閔損稱字，不能不啓人疑竇。有人說，這是“孔子述時人之言”，從上下文意來看，這一解釋不可憑信，崔述在《論語餘說》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。我認爲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，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，至於《閔子侍側》一章，不但閔子騫稱“子”，而且列在子路、冉有、子貢三人之前，都是難以理解的，以年齡而論，子路最長；以仕宦而論，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。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着“子”的尊稱呢？合理的推論是，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。
《論語》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，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，那麼，着作年代便有先後了。這一點，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，譬如“夫子”一詞，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，相當於“他老人家”，直到戰國，才普遍用爲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，相當於“你老人家”。《論語》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“他老人家”的，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爲“子”，背後才稱“夫子”，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“夫子”，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“夫子”。只是《陽貨篇第十七》中有兩處例外，言偃對孔子說，“昔者偃也聞諸夫子”；子路對孔子也說，“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”，都城是當面稱“夫子”，“夫子”用如“你老人家”，開戰國時運用“夫子”一詞的詞義之端。崔述在《洙泗信錄》據此斷定《論語》的少數篇章的“駁雜”，固然未免武斷；但《論語》的着筆有先有後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、五十年，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。
《論語》一書，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，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、五十年，那麼，這裏後編定者是誰呢？自唐人柳宗元以來，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，我看很有道理。第一《論語》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“子”，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爲最多。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，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，還有《學而篇》兩章，《泰伯篇》五章，《顏淵篇》一章，《憲問篇》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，《子張篇》四章，總共十三章。第二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，而且有一章還記載着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。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諡號。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（週考王五年，紀元前四三六年。這是依《闕里文獻考》“曾子年七十而卒”一語推定的），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，那麼，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着筆的。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，但《檀弓》記載着當魯悼公死時，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，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，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。則這一段記載之爲曾子弟子所記，毫無可疑。《論語》所敘的人物和事蹟，再沒有比這更晚的，那麼，《論語》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。因此，我們說《論語》的着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，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，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。
